纽约VS伦敦: 为什么”禁枪“是徒劳的

左翼喜欢对枪支管控进行各种各样的鼓吹, 利用每一个机会尝试和推动他们的禁枪计划。最近在佛罗里达校园枪击事件也不例外,禁枪支持者聚集在一起并试图把孩子的安全问题变成话题核心, 进一步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按他们所说,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完全禁绝枪支，并且 “证明” 暴力将因此消失。

正如以前我多次提到过的, 左翼分子真正想要的不是废除第二修正案给与人民的权利 （译者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1791年12月15日 规定保护人民持有枪支和武器的权利）, 而是废除让枪支在民间发挥其作用的法律。他们似乎认为, 可以通过足够多的法律, 真正阻止暴力的发生。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们不得不忽视暴力的许多其他原因, 并把大家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无生命的物体上, 作为暴力的起因——那就是枪支。

 

当然, 这符合自由主义的观点, 即人类天生就是善良的——他们喜欢喷出的许多幻想之一。但任何养育过孩子的人都应该知道，人生下来和别的动物一样是无知、甚至野性的, 父母必须让他学会如何做人。如果被孤立，抛弃，人的动物的本性就会盖过人性。甚至可以说婴儿自私, 刻薄, 世界上没有比婴儿更以自我为中心的了。教育孩子们如何做人是父母的职责, 现代社会某些人好像把这点给忘了。

虽然枪支是许多暴力犯罪中罪犯选择的工具, 但犯罪本身不是由枪支造成的, 而是由人犯下的; 而罪犯通常有严重的心理问题——这可能是父母有一定责任。杜绝枪支, 即便是可能的, 也不会消除暴力, 但是, 他们（左翼）的真正目标, 无论他们说什么, 是杜绝枪支, 而不是暴力。

这些“政治黑客”，遵循民主党的哲学，不让任何”危机”被浪费，正在充分利用佛罗利达枪击事件。虽然他们希望我们相信 March for Our Lives 反枪支游行 是由一群年轻人发起并举办的系列活动，但金钱的轨迹证明情况并非如此。所有典型的左翼参与者都在其中；不仅参与为这一运动提供资金，而且还参与组织这一运动。左翼媒体也在同一条船上，给大卫·霍格和其他被推举为这场运动代言人的年轻人在媒体报道中留下了相当多的时间。

如果 “March for Our Lives“ 反枪支游行 真的是关于安全的，那么我们就该在一个公开的论坛上看到校园枪击事件的所有方面。但人们所谈论的都是枪支管制和共和党有多么不好，生怕有人错过这一切——这是一个牵扯利益的政治事件。

如果我们必须坦诚而公开讨论学校安全，就不该对如几周后在马里兰州发生的枪击事件视而不见。当时学校里的一名携带武器的工作人员击毙了另一名正在行凶的枪手，最后罪犯只是打伤了两名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枪手本人在事件中死亡。如果我们关注学校安全，应该分析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让事情不变的更糟，而不是因为佛罗里达枪击事件将美国步枪协会妖魔化。

同样我们应该开诚布公探讨下佛州的枪手造成如此巨大伤亡背后，执法部门的各种错误。如果执法部门不能正确执行现行法律，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认为制定更多的法律可以改善这种情况呢？

当然，大卫·霍格和其他在集会上和电视上发言的学生一样，都在给大家灌输公立学校系统中左派思想。虽然在我们的学校系统中，有一些学生并不反对持枪，但绝大多数学生都接受了老师对他们施加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实际上，一些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的Parkland的学生已经就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如何被用作政治工具提出大胆的抗议。其中一个学生，Patrick Petty，要求左派不要用他姐姐的名字来推动他们的议程，说：“她过去不会支持，将来也不会支持。”

当然，认为消除枪支将消除暴力的意识形态论点是基于一系列谎言的。第一个谎言是枪支管制是为了消除暴力。左翼的政客们已经发表了足够的言论，表明他们并不真的相信他们正在推动的枪支管制措施实际上会阻止任何犯罪。他们正在做的是要削弱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权利，这样他们就能最终完全取消我们这些权利。

 

他们不会说出自己的真正目的，但这并不能否定当下现实的情况。在少数情况下，当枪支管制的簇拥者放松警惕时，他们甚至会说所追求的远不止是他们目前所要求的；具体来说，它们是为了在美国禁枪。

一个有趣例子发生在 March for Our Lives 反枪支游行 里。其中一个发言人说：“当他们统一禁止撞火枪托后，我们就会要求更多禁令。” （译者注：Bump Stock 撞火枪托，通过修改枪托结构让半自动武器达到全自动射速，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罪犯有至少两支bump stock改装的半自动武器）这就是他们的总体态度，尽管他们很少诚实到这样说的程度。

让我们假设左派暂时是对的。禁止枪支真的有效吗？我们要真正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唯一途径是看看禁止私人拥有枪支的地点，看看这些禁枪令对犯罪率和消除暴力的能力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想先从我们南方的邻居墨西哥说起。墨西哥有很长和严格的枪支管理法历史。虽然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是1857年《墨西哥宪法》的一部分，但1917年修订后的《宪法》对这项权利作了修改。从那时起，墨西哥的枪支管理法变得更加严格，到了今天，要想在墨西哥私下购买枪支是极其困难的，需要到首都去好几次才能获得许可证，而且只允许你可以在墨西哥唯一的枪支商店里购买枪支。

那么，这能阻止墨西哥的枪支暴力吗？绝对没有。过去20年的毒品战争是墨西哥历史上最血腥的时刻，一共造成超过16万人死亡。即使是拥有非法枪支的公民，也无权保护自己不受这些凶残的罪犯的侵害，使他们处于在监禁（至少20年）和允许家庭成员被杀害之间作出选择的两难境地。

显然，墨西哥公民没有从被解除武装中受益。但是自由主义者喜欢拿澳大利亚和英国作为例子，不过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统计，为了禁绝所有半自动枪支并从公众手中回购、销毁枪支的全面立法未能奏效。在这些措施实施之前，澳大利亚的枪支杀人率已经在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没有任何改变。唯一真正的区别是枪支意外造成死亡的比率。有人可能会说，澳大利亚是一个近期的例子，也许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达到一定成果。那么，我想我们需要看看英国，它自192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防止公民使用枪支。

英国禁枪是分阶段进行的，每个阶段的限制越来越多。但这并没有停止使用枪支进行暴力犯罪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暴力。《枪支法案1920》和《枪支法案1937》没有阻止迈克尔·瑞安在1987年杀死16人。他的步枪是合法拥有的，但他把它们用于犯罪目的。

英国议会中的左派对此作出反应，在1988年的《枪支法案》中增加了对拥有火器的法律限制。这一次禁止了一般民众“拥有强力自装步枪和爆破射击武器”，以及增加获得拥有猎枪许可证的要求。

如果修改法律能解决枪支犯罪问题，那么英国这样做就应该已经解决问题了。但在1996年，托马斯·汉密尔顿走进一所小学，杀死了16个小孩和他们的老师，然后自杀。在那次袭击中，他随身带了两支步枪和四支手枪，所有这些都是他合法获得的。

议会中左派下意识的反应再次对拥有枪支的进一步限制；这一次，他们让拥有一把手枪基本上变成是非法的，同时将拥有一把长枪的许可证的申请过程变成了一场噩梦。

从技术上说，你仍然可以在英国拥有一支枪，就像在墨西哥一样。在英格兰，狩猎和射击运动仍然在进行，尽管这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你不能指望用枪进行自卫，你会因此坐牢。

显然，罪犯的权利高于守法公民的权利。

那么，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呢？最新的枪支立法通过12年后，《每日邮报》在2009年报道称英国是“欧洲最暴力的国家”。是的，与枪支有关的暴力已经减少，因为左派喜欢引用；但总体暴力却是有所增加的。虽然他们的暴力犯罪率有所下降，但这并不能充分证明是枪支限制法案产生的作用。

 

但英国最新的消息却是最令人惊讶的。历史上第一次，伦敦的谋杀犯罪率超过了纽约。这与支持枪支管制的左派的说法形成了鲜明对比。2018年2月和3月，伦敦市的杀人案件都在增加。这些杀戮不是用枪完成的，而是用刀。如果枪支管制是解决暴力犯罪的办法，那么结果不应该是这样。

伦敦和纽约很好地进行了对比，原因有很多。首先，它们几乎是同样大小的城市。此外，尽管纽约市不是首都，但它们都是主要的大都市，是重要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和港口。说这两个城市之间的任何比较是无意义的，在这件事情上很难成立。

用枪杀人可能比用刀杀人容易，但用枪来保护自己也更容易避免受到攻击。使用刀作为防御性武器是困难的，需要大量的训练。虽然有效使用枪支需要训练，但这种技能更容易学习，而且不需要使用刀作为有效武器所需要的力量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枪支被称为“伟大的平衡器”。

媒体很快就忘记了——如果他们曾经费心去了解的话——亚当·兰扎(Adam Lanza)在桑迪胡克(Sandy Hook)枪杀了20名学生，而就在同一天，一名中国男子进入中国的一所学校，用一把刀杀死了同样数量的儿童。如果问题出在枪支上，中国人就不会犯那种罪行。（译者注，应该是指2012.12.14 河南光山校园恶性伤害事件）

现实并没有支持枪支管制那套理论和想象，一次又一次。枪不是问题。问题存在于人。如果我们想消灭暴力犯罪，那我们就必须从问题源头着手。正如其他许多人以前说过的，我们从奉公守法的公民手中夺取枪支所能达到的目的，只能是保证罪犯们不会受到任何抵抗，同时把整个国家变成理论上的无枪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跟墨西哥发生同样的暴力。我们不会看到暴力犯罪的减少，甚至不会看到与枪支有关的暴力犯罪的减少。相反，我们将看到，诚实守法的公民将不再能够保护自己。这似乎是英格兰需要从目前正在发生的杀戮中吸取的教训。

枪击案后总有类似的讨论，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文中的 “犯罪的是人而不是枪” 。

不过，就是否该禁枪，作者似乎也没有说明应该如何去解决人的问题，而是把枪支作为一个制约暴力犯罪的工具，而把人简单地交给了教育。

人才是最复杂的。

现代媒体让人们比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刻都要能更加快速和清楚了解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枪击事件，这也造成了一种假象：就是枪支的危害被夸大了。因为媒体总会曝光那些危害最严重的，最有新闻价值的，引起舆论，而无论哪个ZF对于特别大的舆论都需要做出回应——哪怕在事实（数据）上，可能并不是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大多数人是不会去了解这些事实和进行理性分析的，从众或者中立是最低成本的，也更容易“政治正确”。

另一个方面是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人说，美国是一个business above politics的国家。枪支产业的背后（暂时抛开文化层面）其实还是两党以及各个利益集团的斗争。禁止任何一种枪支或者配件，都会造成枪支企业和协会的利益损失，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另外一方面，任何的立法和执行都是有成本的，而且可能比让单个企业停止生产某种配件损失的收入要大的多——无论是“禁止”或是“开放”。

还有一个是文化方面。美国的枪支文化——既然称之为文化，在精神层面对于特定的人群来说就是“刚需”。色情业、博彩业，在世界上有些国家是合法、有些国家违法，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和可以扭转的——背后文化因素相当重要，比如说道德和信仰的差异。不是精神层面“刚需”的东西，通过法律或许尚能被禁绝。

 

然而文化绝对不会因为法律而突然消亡。美国可能仍然能算得上一个“尚武”的国家，学校组织童子军，有条件的家庭甚至带着小孩学习射击、狩猎，比如德州这个出名的地方，枪支如此普及也有其教育土壤的，而且教育也不是只存在于学校系统中。

当然了，反之亦然，文化也不会凭空产生。

没有足够成熟的土壤，单靠法律 “禁止”和“开放”没意义。